人与机器是锚 - III.传播伦理

智能（包括人工智能），本质上是“人”学，就是从人的智能模仿开始，具体表现为：输入是模拟人的各种感觉的传感器信息处理，处理是仿真人的各种推理方法，输出是师法人的决策行为过程，而在整个的智能程序中，最终还是人起作用、为人服务、向人学习！

智能的实质就是适应性交互（不一定是自适应，还包括他适应的混合），传播是指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之间，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所进行的、有目的的信息传递活动。而传播的实质是一种信息分享过程，双方都能在传递、交流、反馈等一系列过程中分享信息，在双方的信息沟通的基础上取得理解，达成共识。不妨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智能传播的实质就是颠覆性以往的交流交互方式，包括自我、人人、人物（机）、人物（机）环境等方面，君不见历次革命：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网络）、智能机、人+机等等莫不如此……

智能传播的重点是人的变化而不是僵化，即加快了人的反身性（就是人与传播的相互影响）和自否性（进化迭代的过程），自否定（*）和反身性（反思）构成了人机智能传播的人文性，包括能动的创造性。机器从不会自否定和反身性，人会！人的态、势、感、知中都包含隐性的自否定和反身性成分，机器没有这种机制，一根筋。人可以既是又不是，是“关系”而不是“属性”。罗素也曾指望通过对“既是又不是”的两个“是”字的语义区分来排除悖论、矛盾，如说“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又不是人”（不等同于人），此中前一个“是”意针着具有某种“属性”，后一个“是”则意味着“等同”，两个命题讲的不是一回事，构不成逻辑矛盾。若“态”为“是”（being），那么“势”即“应”（should），从认识论角度，“态”或“是”就是从描述事物状态与特征的参量（或变量）的众多数值中取其任意值，“势”或“应该”就是从描述事物状态与特征的参量（或变量）的众多数值中取其最大值或极大值。从价值论角度，“态”或“是”就是从描述事物价值是状态与价值特征的参量（或变量）的众多数值中取去其任意值，“势”或“应该”就是从描述事物的价值状态与价值特征的众多数值中取其最大值或极大值。

价值是智能传播中人机态势感知的核心，其体现已不再是原有的产生过程，而是人机环境系统的共同作用而生成的显性和隐性部分，隐性部分更值得深思。抽象符号间的联系不能产生知识和意义，形式符号系统的语义解释和知识建构何以内在于系统而不依赖于人的定义，应该是未来智能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这涉及到一个主体的生成。势是（人物环境）各部分之间的一种价值秩序和结构．是一种主观方面的“内外相应”心理作用，所以有人说，“势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它只存在于观察者的心里。每一个人心里见出一种不同的势。”不过这并不否认势与“对象各部分之间的秩序和结构有关，只是肯定对象的形式因素要适应人心的特殊构造，才能产生势觉。势的本质为事物的杂多状态与它的内在本质的协调一致性表征。势产生的原则不在于客观的规则逻辑和状态的概率计算，而是只在个性方面有意义和显出特征的东西。其最高原则是从显出特征的东西开始，达到意蕴——小信息弱概率的大反映强运筹。能够用感性表达理性，用虚拟诱导现实，用should实现being。总之，势是人们理念的感性价值显现。

伦理一词，英文为ethics，一词源自于希腊文的“ethos”，其意义与拉丁文“mores”差不多，表示风俗、习惯的意思。西方的伦理学发展流派纷呈，比较经典的有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伦理流派、詹姆斯的实用主义伦理学流派、斯宾塞的进化论伦理学流派还有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伦理学流派。其中存在主义是西方影响最广泛的伦理学流派，始终把*作为其伦理学的核心，认为“*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在我国，伦理的概念要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周易》、《尚书》已出现单用的伦、理。前者即指人们的关系，“三纲五伦”、“伦理纲常”中的伦即人伦。而理则指条理和道理，指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与西方相似，不同学派的伦理观差别很大，儒家强调仁、孝悌忠信与道德修养，墨家信奉“兼相爱，交相利”，而法家则重视法治高于教化，人性本恶，要靠法来相制约。

一般而言伦理是哲学的分支，是研究社会道德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对其研究是很必要的。因为伦理不但可以建立起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通过一种潜在的价值观来对人的行为产生制约与影响。很难想象，没有伦理的概念，我们的社会会有什么人伦与秩序可言。

通过以上的讨论与分析，笔者认为，人工智能还远没有伦理的概念（至少是现在），有的只是相应的人对于伦理的概念，是人类将伦理的概念强加在机器身上。在潜意识中，人们总是将机器视之合作的人类，所以赋予机器很多原本不属于它的词汇，如机器智能、机器伦理、机器情感等。在笔者看来，这些词汇本身无可厚非，因为这反映出人们对机器很高的期望，期望其能够像人一样理解他人的想法，并能够与人类进行自然的交互。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清楚人的伦理中可以进行结构化处理的部分，因为这样下一步才可以让机器学习，形成自己的伦理体系。而且伦理，正如前面讨论的，是由伦和理组成的，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含义，而“伦”，即人伦，更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所逐渐形成的，具有很大的文化依赖性。更重要的是，伦理是具有情景性的，在一个情景下的伦理是可以接受的，而换到另一种情景，就变得难以理解，所以，如何解决伦理的跨情境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就智能传播的人机环境交互而言，机指而不仅仅是机器，更不是单纯的计算机，而且还包括机制与机理。而环境不仅仅单指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更要涉及到人的心理、体验环境。单纯的关注某一个方面，总会做到以偏概全。智能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更加关键的是机制与机理的与时俱进。因为两者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技术发展过快，而机制并不完善，就会制约技术的发展。现在的智能传播的伦理研究就有点这个意味。现在的人类智能的机理尚不清楚，更不要提机器的智能机理了。而且，目前机器大多数关注人的外在环境，即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机器从传感器得到的环境数据来综合分析人所处的外在环境，但是却很难有相应的算法来分析人的内部心理认知环境，人的心理活动具有意向性，具有动机性，这也是目前机器所不具备的，也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对于智能传播的发展而言，机器的发展不仅仅是技术的发展，更是机制上的不断完善。研究出试图理解人的内隐认知行为的机器，则是进一步的目标。只有达到这个目标，智能传播中的人机环境交互才能达到更高的层次。

智能传播的伦理研究是智能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既包括人工智能的技术研究，也包括机器与人、机器与环境及人、机、环境之间关系的探索。与很多新兴学科一致，它的历史不长，但发展速度很快。尤其是近些年，依托着深度学习的兴起，以及一些大事件（AlphaGo战胜李世石）的产生，人们对人工智能本身，以及智能传播的伦理研究的兴趣陡然上升，对其相关研究与著作也相对增多。但是，可以预期到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离我们设想的智能程度还相去甚远，且自发的将人的伦理迁移到机器中的想法本身实现难度就极大。而且如果回顾过去的话，人工智能总是在起伏中前进，怎样保证无论是在高峰还是低谷的周期中，*的资助力度与人们的热情保持在同一水平线，这也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问题。这些都需要目前的人工智能伦理专家做进一步的研究。

总之，智能传播的伦理研究不仅仅要考虑机器技术的高速发展，更要考虑交互主体-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方式，让机器与人类各司其职，互相促进，这才是智能传播的伦理研究的前景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