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全预测疫情对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影响
[ 亿欧导读 ] 当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正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作为制造业中的集大成者,产业链长、涉及面广的汽车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剧烈冲击。
当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正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作为制造业中的集大成者,产业链长、涉及面广的汽车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剧烈冲击。2020年4月26日,在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成立一周年校庆云论坛上,赵福全教授做了“关于疫情对未来汽车产业发展影响的思考“的主题演讲。本文为赵福全教授演讲的正文。
本文转自“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作者赵福全,原标题《赵福全:疫情对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影响的预判》,仅供业内人士参考。
【精彩观点】
“疫情造成的不分国界、不分层次的全方位影响,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目前来看,疫情后出现报复性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待疫情调整结束后中国汽车市场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由于汽车供应链具有专业性强、层级多等特点,想要把整个体系搬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如果只是移出了单个部件或模块的产能,其意义和影响会很有限。”
“疫情使企业经营风险和国家产业安全风险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原来那种‘单点采购、全球供应’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受到挑战。未来产业链多点布局将是大趋势。”
“车企数字化转型的临界点正在提前到来,全方位的数字化运营能力将成为未来企业竞争的护城河和助推器。”
“在汽车新四化进程中,中国诞生了一批拥有核心技术或新型商业模式的高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国家应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以保留后续发展的种子,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当前,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正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作为制造业中的集大成者,产业链长、涉及面广的汽车产业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剧烈冲击。为此,我们亟需系统分析和思考疫情对中国汽车产业未来发展造成的影响、做出相应的预判和积极有效的应对。总体上,我认为新冠疫情给中国汽车产业带来了新的巨大挑战和困难,但反过来更会倒逼我们坚定转型的决心、加大转型的力度。
一、本次疫情或将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拐点
本次疫情是突发事件,而且波及广泛,纵观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疫情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很可能将会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拐点性事件。由于疫情的持续性和复杂性,人类社会必须面对优先保障生计(经济)还是优先保护生命的两难选择,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疫情的影响既有短期的、显性的,又有长期的、隐形的,多种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将由量变积累导致质变发生。特别是疫情造成的不分国界、不分层次的全方位影响,将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
尽管目前没有人能够完全准确地预测疫情未来的变化和走向,但毫无疑问,人类应对此次危机必须遵循面对、反思、变革的三部曲。即首先要科学、冷静地面对疫情,抗击疫情并尽最大努力将其影响最小化,然后要深刻地反思这次疫情发生的原因以及带来的深刻的影响,最后要坚定地实施变革去规避疫情的长期不利影响,甚至变“危”为“机”。
在此过程中,我觉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切忌把疫情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混为一谈,过分关注短期影响就会偏向治标措施,而忽略应对长期影响的治本方案。实际上,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就不同,相应的应对预案也就会不同。二是要充分考虑短期措施可能带来的长期副作用,在此前提下慎重决策,以免饮鸩止渴、得不偿失。三是要高度重视、持续跟进,虽然疫情未来的具体变化很难精准预测,但是必须不断研究、思考和预判,既要亡羊补牢,更要未雨绸缪。
二、疫情将会带来全方位的深远影响
本次疫情已经由点到面,从一个黑天鹅因素演变成多个黑天鹅因素,从区域性事件演变成全球性危机。其影响远超公共卫生的范畴,而是全方位地波及到经济、产业、政治和社会。有专家认为,此次疫情对中国的影响远大于2003年非典和2008年金融危机的叠加效应。
在经济上,短期内各国股市下跌、工业停摆、消费冻结,导致全球范围的贸易受阻和经济衰退,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为了解决眼前的经济困难,各国*纷纷出台大量政策来加强经济干预,“计划经济”手段被更多地采用。
在产业上,很多企业的经营面临巨大挑战,甚至陷入倒闭危机。与此同时,围绕着科技创新、产业变革的整体步伐短期内将明显放缓。为了降低经营压力,部分企业甚至有调整创新航向的潜在风险。
在政治上,为了减少疫情对本国经济运行及社会生活的影响,国家之间“砌墙”现象明显增加,导致逆全球化倾向加重,世界秩序正在加速重组,将会推动新的全球化模式的形成。
在社会上,区域性特征将会显著加强,这对已有的社会秩序、文明体系形成了挑战,人们的工作、生活、消费、社交习惯等都会受到影响。
需要强调的是,从全球范围看,目前疫情远未达到尽头,其带来的短期震荡仍将持续,且时间长短尚无法预测;而短期影响的延续必然造成疫情的长期影响更加深远;由此,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重。
在上述影响中,有些变化是短期的,但也有很大一部分变化将是长期的,会逐渐转变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新常态”。
具体来说,我梳理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主要变化来供大家思考:
1.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居住方式上,由于疫情对群体活动的影响,使得大都市集聚化的群居模式受到冲击;在出行方式上,能够避免相互接触的私人出行方式变得更为重要,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疫情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深远影响;在交流方式上,由于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物理社交距离,线上交流增多,面对面交流会受到影响;在工作方式上,越来越多的工作场景将“上云”,包括云办公、云展览等等,居家上班、远程会议、线上教学等将得到迅速普及;在服务方式上,服务内容也将更多地“上线”,企业将进一步加大对云产品的投入,并努力实现物流的按需配送。受此影响,现代工作与生活场景将被“重新定义”,人们的意识和思维方式将由此逐渐改变,进而导致生活和工作中的行为方式也随之改变。
2.经济模式的改变
为减少疫情对经济的短期影响,各国*不得不推出货币放水、物资管控、产业召回等一系列措施,并对经济持续进行强干预。这些举措解决了短期的困难,但对全球经济的长线影响是深远的。要想完全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预计需要10年的调整周期。同时,本次危机将深刻改变原有的公共生活习惯,不仅影响原有的相关经济模式,也对共享经济提出了巨大挑战,社会需要更具健康保障的新型共享经济模式。此外,数字经济转型将加速到来,数字化技术全面渗透,催生基于新经济的新文化,并由此逐步形成新的社会文明。此类改变一经发生,将不可逆转。
3.产业和企业的改变
为适应疫情变化、应对疫情影响而进行的相关创新将会加速。一些以前曾经想到却难以推动的变革,现在有了理由和动力推进,另有一些正在进行的相关变革将会因疫情而加速。相比之下,与疫情无关的其他创新将会放慢步伐,特别是需要大量投入的项目,企业很可能会“踩刹车”。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对于企业来说,必须清晰判断各项政策带来的影响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对于后患无穷的市场激励政策建议企业要谨慎跟进,而有利于未来发展的举措或创新则要加大力度推进。可以说,现在正是考验企业实力、智慧和格局的关键时期。
这次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某些影响可能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化,但是也有很多影响并不会淡去,将永远改变人们的意识和习惯。正因如此,世界将会发生深度重构,全新的竞争格局和国际秩序将会逐渐形成。
三、汽车产业将加快优胜劣汰和资源重组
疫情对汽车产业的影响同样有近期和长期之分,两者相互交织,最终对产业的不同层面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在疫情影响下,汽车产业将加快优胜劣汰,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合作联盟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主旋律。为有效应对短期的疫情影响及长期的产业重构,与传统的兼并重组模式相比,资源组合的抱团取暖应成为本轮优胜劣汰的核心方式。具体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享一下疫情对汽车产业影响的预判:
1.对汽车市场的影响
在供给端,主要受制于供应链,可能出现企业产能恢复无法跟上需求复苏的情况;同时新产品的投资力度将受到影响,原计划在今年上市的重磅车型也可能会推迟上市。
在需求端,短期的市场购买力下降将会影响整体销量,相对而言,油价下跌将使传统燃油车的性价比优势凸显,这将给售价较高的电动汽车带来更大的市场压力。
在政策端,*正在出台一系列政策促进汽车市场恢复,不过国家可用于汽车产业的政策资源毕竟有限,其效果有待进一步观察。
2.对出行模式的影响
其一、私人出行场景将会增加,而公共交通和共享出行场景将受到影响,这将推动行业探索共享出行模式的变革。
其二、城市限购规定既影响市场销量又影响个人安全出行,将进一步遭受质疑。
其三、企业移动出行服务转型将会放慢,在汽车共享商业模式上的资产投入将会缩减。
3.对制造体系的影响
疫情影响涉及研产供销整个体系,考验企业生产运营、供应链管理、市场销售等的全面应对能力。车企必须加快从“以产定销”向“以销定产”转变,这将对供应体系提出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企业希望能够提升供应链的受控度,但这绝不是简单地由某地转入或转出的问题,如何有效减少对外依赖并有效兼顾经济效益才是布局的关键,如何提升产业布局的灵活性将成为企业未来关注的重点。
4.对产业变革的影响
汽车与智慧城市的新关系(4S即智能汽车、智能交通、智慧能源与智慧城市)相互交织,无接触的Mobility(移动出行),数字化以及远程服务、控制等,将成为产业的关注热点。面向汽车新四化(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共享化)的变革进程将出现分化,产业热度暂时会下降,投资力度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减弱。在可预期的未来,技术法规升级将会减速,这可能会误导部分企业减缓在这方面的创新投入,而这样的企业最终将难以参与中长期的市场竞争。
四、汽车市场:短期报复性增长几率小,长期稳定增长值得期待
当前全球汽车市场进入了冰冻期。而中国汽车市场在熬过了一季度的重创之后,随着疫情逐步受控、刚性需求及政策效应逐步释放,正逐渐回归正轨。中国汽车销量第一季度下滑了42%,后续月份销量正在恢复,我预计全年汽车销量将同比下滑10-15%。目前来看,疫情后出现报复性快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不过待疫情调整结束后中国汽车市场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不会改变。
在疫情影响下,中国汽车消费特征将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
1.产品需求改变
消费者对汽车健康功能方面的需求将会激增,相应的,企业需对此加大研发力度。之前谈到健康功能,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车内空气净化,而未来车内杀菌消毒等技术将成为新的关注重点。与此同时,专业、安全的无接触式物流汽车产品,将会迎来巨大的发展空间。
2.消费意愿降低
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且疫情持续时间长短未知,以工薪阶层为主的私人购车意愿会出现明显下滑。不过这方面的因素对中高收入阶层的影响相对较小,尤其是豪华车市场的“抗疫”能力较强。
3.消费心理转变
个人安全出行的需求或许会刺激首购用户提前实施购车计划。但是对于换购用户来说,他们可能会推迟换购计划或者改为增购入门级车型,以便让家里的更多人都能实现个人安全出行,因此入门级车型的需求有望增长。
我认为,疫情对车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既影响销量,也影响品类,还会影响消费趋势。长期来看,中国汽车市场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是近期来看,受全球宏观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企业将面临一个艰难的时期,必须平衡好短期措施和长期规划。
五、汽车供应链:整体外迁不具可行性,多点布局将成大趋势
目前,供应链迁移是企业和媒体讨论最多、争议也最大的问题之一。我认为,企业对此有所思考是非常正常的,毕竟疫情突然爆发导致了部分供应链的中断,零部件无法及时供给直接影响整车生产,这导致即使消费者的购买需求开始恢复,企业也不能及时满足需求。对供应链问题的争议,很大程度上源于把多层次的各种复杂要素混为一谈了。或者说,是因为没有充分理清供应链本身的作用、竞争力、建设难度、企业经营风险与国家产业安全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造成的。
有人担心,由于疫情暴露了供应链集中布局的风险,后续一部分汽车供应链可能会从中国“搬走”。在我看来,供应链作为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想搬走是一回事,能不能搬走则是另外一回事,后者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由于汽车供应链具有专业性强、层级多等特点,只要庞大的中国市场还在,想要把整个供应体系搬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如果只是移出了单个部件或模块的产能,其意义和影响会非常有限。
说到底,供应链布局要遵循经济规律。对整零车企来说,为了尽可能优化供货成本和时间,采取“现地生产、现地供货”的方式是最经济也最高效的。正因如此,中国所拥有的全球最大规模市场和最完整的产业链条,决定了汽车供应链是无法全面迁出的。布局在中国,企业可以享受到直接面对市场的优势,既享受到供应成本(物流、仓储)以及供应及时性的优势,又可以享受到中国研发、制造体系以及工人能力水平都较成熟的供应链优势。因为某种特殊因素的考量而把供应链搬走,企业将无法通过上述优势来抢占市场,最终也只能在中国这个规模巨大并仍有增长潜力的市场中失去其应有的竞争力。
当然,疫情也使企业经营风险和国家产业安全风险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原来那种“单点采购、全球供应”的发展模式必然会受到挑战。一些企业可能会放弃以前的供应链集中布局在经济最优地的战略,进而采取适当分散布局(尤其是一些核心零部件)的策略,以增强抗风险能力,所以未来产业链多点布局将是大趋势。
其实,最终企业到底如何布局自己的供应体系,取决于企业如何平衡好供应链竞争力和安全度的矛盾。过度关注产业安全或企业安全的布局将带来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最终将使企业失去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毋庸置疑,从应对措施来讲,平台化、模块化生产以及柔性供应链建设的重要性将显著上升。未来最佳的方案应该是贴近大市场建立全链条的本土化供应体系,同时将其与有计划和针对性的多区域布局战略有效组合,以此来平衡好供应成本与供应安全之间的矛盾关系。
另外必须强调的是,产业多点布局的战略调整是双向的,在部分外企可能想把一些供应链从中国移走的同时,我们也要重新审视中国汽车供应链的短板,尤其是一些尚未实现国产化的核心零部件。在国内疫情受控、国外疫情加重之后,这些在外的供应链明显影响了中国汽车产能的恢复。因此,我们也要从这次疫情中深刻认识到我国供应链完整度所带来的风险,必须加快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弥补汽车供应链的短板,以进一步增强中国汽车产业的安全度。
未来,汽车供应链体系的灵活性将极大地挑战企业的管理能力。在多区域布局的过程中,周期长的核心零部件将会优先提到企业的议事日程;而布局的关键取决于各国市场规模、产业政策以及各企业的竞争策略,最终还是要由市场(在政策影响下)来决定。在此前景下,中国必须加快完善自己的供应链,努力填平补齐并夯实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市场的长期稳定,这是确保产业供应链不外迁的根本所在。
六、数字化转型:数字化运营成为未来方向,国家新基建提供有力支撑
数字化转型的需求一直是非常强烈的,但是此前企业对此认识不够深刻,加之技术也不够完备,导致产业一直处于概念多于成果的状态。而这次疫情加剧了企业对远程化、非接触式运营的迫切需求,有力地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实践。
车企数字化转型的临界点正在提前到来,其核心是基于数字化打通产品研发、生产制造、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形成首尾相连的完整闭环体系。这将是一个远程、无线、非接触式的数字化企业运营体系,能够显著提升运营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在该体系的支撑下,企业可以实现数字化的产品、数字化的经营、数字化的管理、数字化的营销,最终以数据驱动高效服务,从而极大地提高用户的满意度。正因如此,全方位的数字化运营能力将成为未来企业竞争的护城河和助推器。
以O2O(线上/线下)商业模式为例,在疫情影响下,网上看车、选车,上门试驾、交车的全流程O2O商业尝试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并向线上线下充分融合的立体化营销场景快速演化。产品竞争力通过数字化得以更高水平地展现出来,有效提升了企业的展示能力。而O2O模式的巨大需求,又会倒逼5G等技术加快导入和应用,进而使5G-AR直播、云车展看车,VR全场景选车等经营模式取得越来越好的客户体验效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国家提出了应对疫情的新基建战略,这将为车企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的支撑。新基建将推动5G、AR、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技术加速发展,从而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并给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的商机。而汽车这种复杂的产业将是新基建应用的最佳载体。
七、汽车新四化:智能化网联化加速发展,电动化共享化未来可期
面向未来,新四化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为疫情而改变。企业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即便发生了疫情,代表汽车产业重构的新四化仍然会到来,因此切不可因噎废食,更不要受外界影响而减少对新四化的投入,而是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计划,坚持进行持续的战略投入。
这次疫情使智能网联汽车在未来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彰显,其在智慧城市的建设中的地位无可争议。当国家出现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公共交通系统瘫痪、资源移动陷入停滞之时,作为城市中的移动节点,无人驾驶的智能汽车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有效打通整个城市的运营体系,连接千家万户,实现非接触式的人类出行和物资运输。我判断未来智能化和网联化因疫情应加速发展,而不是减速或踩刹车。未来的城市必须是智能互联的,智能网联的汽车将在未来智慧城市的发展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反推智慧城市的建设速度,这也和国家推进5G等新基建的大战略相辅相成。
电动化发展短期会受到一定影响,但长期发展无可争议。当前在疫情影响下,各国节能环保法规推行节奏将放缓,加之油价下跌,这对新能源汽车的性价比构成了挑战;同时大众购买力下降以及共享市场降温,也不利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推广。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刺激消费政策更多指向于新能源汽车,同时作为新基建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都有利于疫情后电动汽车的健康发展。当然,新能源汽车要想真正形成竞争力,提高产品性价比是最关键的。长期来看,双积分的强制要求和油耗、排放法规的不断升级,决定了中国汽车电动化的进程只能加快,不会停步。
共享化在疫情中受到了巨大挑战,未来探索新共享模式至为关键。短期来看,疫情会让消费者觉得汽车共享出行从健康角度讲不够安全,这将倒逼产业实践者探索成本更低、安全性更高、便捷度更优的共享出行服务模式。我认为,未来充分融入智能化的新模式或将成为汽车共享化落地的破局关键,这将使无人驾驶汽车共享、社群内部联网授权的共享模式的快速商业落地有望迎来重大发展机遇。
近年来在汽车新四化的进程中,中国诞生了一批拥有核心技术或新型商业模式的高科技创新创业企业。尽管其中不少企业规模不大,但其技术含量很高,所处领域也很关键。在当前疫情影响下,这些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非常困难,建议国家应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扶持力度,同时产业基金也应该向这些企业重点倾斜,切实保护好这些优秀的创新企业,以保留后续发展的种子,抢占未来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八、疫情洗礼后的中国汽车产业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两年前,中国汽车产业开始进入转型调整期。而这次疫情明显增加了产业转型的难度,但我认为这次突如其来的疫情也倒逼产业加大转型的力度、加快转型的速度。总体而言,中国汽车产业转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漫长的自我调整过程。我们必须认识到:转型是艰难的,而疫情的影响是深远的,为此,国家、产业及企业都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毋庸置疑,疫情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但我们要坚信,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在经历短期的下滑后,仍将继续引领全球经济的反弹。从过去这几个月来看,中国车市受疫情影响的恢复速度好于预期,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探底后加速回暖。中国车市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不会因疫情而改变,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汽车市场要充满信心。在供应链方面,只要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在,汽车供应链就不会从中国移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也不会动摇。但是,在担心供应链被转移出去的时候,中国更应当抓住机遇,加快补齐和强化自身在供应链上的短板,实现核心技术领域的全链条本土化,这是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投入的。关于产业变革,汽车新四化仍在培育的过程中,发展重点或有缓急,但目标不会改变,企业不可顾此失彼,国家更需要着力扶持产业变革方向上的创新创业企业,以确保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
在应对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要以生存为前提来储备未来的发展,而确保市场销量是目前最为核心的任务。企业不同,应对危机的举措也是不同的。但是,所有企业都需要认真研究和预判疫情带来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努力转“危”为“机”,共同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我相信,经过疫情洗礼之后,中国汽车产业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上一篇: 赵福全近期汽车行业热点问题解读
下一篇: 武侠书,武侠小说,部分书目目录(三十一)
推荐阅读
-
中文顶刊上用准自然实验识别的实证文章有哪些?有的附程序和code, 不看至少需要收藏一下!-经济研究 [1]刘啟仁,赵灿.税收政策激励与企业人力资本升级[J].经济研究,2020,55(04):70-85. [2]李广众,朱佳青,李杰,李新春.经理人相对绩效评价与企业并购行为:理论与实证[J].经济研究,2020,55(03):65-82. [3]张克中,欧阳洁,李文健.缘何“减税难降负”:信息技术、征税能力与企业逃税[J].经济研究,2020,55(03):116-132. [4]周波,赵国昌.中国间接税税负归宿研究:汽车市场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3):133-147. [5]毛其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影响了中国企业进口?[J].经济研究,2020,55(02):148-164. [6]刘瑞明,毛宇,亢延锟.制度松绑、市场活力激发与旅游经济发展——来自中国文化*改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20,55(01):115-131. [7]施新政,高文静,陆瑶,李蒙蒙.资本市场配置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12):21-37. [8]王永钦,吴娴.中国创新型货币政策如何发挥作用:抵押品渠道[J].经济研究,2019,54(12):86-101. [9]唐宜红,俞峰,林发勤,张梦婷.中国高铁、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研究[J].经济研究,2019,54(07):158-173. [10]张琦,郑瑶,孔东民.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19,54(06):183-198. [11]冯晨,陈舒,白彩全.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历史根源:制度差异、儒家文化传播与国家能力塑造[J].经济研究,2019,54(05):146-163. [12]刘柏惠,寇恩惠,杨龙见.增值税多档税率、资源误置与全要素生产率损失[J].经济研究,2019,54(05):113-128. [13]陈林,万攀兵.《京都议定书》及其清洁发展机制的减排效应——基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微观项目数据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9,54(03):55-71. [14]范子英,赵仁杰.法治强化能够促进污染治理吗?——来自环保法庭设立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03):21-37. [15]夏怡然,陆铭.跨越世纪的城市人力资本足迹——历史遗产、政策冲击和劳动力流动[J].经济研究,2019,54(01):132-149. [16]毛其淋.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J].经济研究,2019,54(01):52-67. [17]齐绍洲,林屾,崔静波.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8,53(12):129-143. [18]李明,李德刚,冯强.中国减税的经济效应评估——基于所得税分享改革“准自然试验”[J].经济研究,2018,53(07):121-135. [19]陈德球,陈运森.政策不确定性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J].经济研究,2018,53(06):97-111. [20]杜鹏程,徐舒,吴明琴.劳动保护与农民工福利改善——基于新《劳动合同法》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8,53(03):64-78. [21]许和连,王海成.简政放权改革会改善企业出口绩效吗?——基于出口退(免)税审批权下放的准自然试验[J].经济研究,2018,53(03):157-170. [22]苏冬蔚,倪博.转融券制度、卖空约束与股价变动[J].经济研究,2018,53(03):110-125. [23]毕青苗,陈希路,徐现祥,李书娟.行政审批改革与企业进入[J].经济研究,2018,53(02):140-155. [24]李艳,杨汝岱.地方国企依赖、资源配置效率改善与供给侧改革[J].经济研究,2018,53(02):80-94. [25]陈林.自然垄断与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自然实验与成本函数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8,53(01):81-96. [26]赵西亮.教育、户籍转换与城乡教育收益率差异[J].经济研究,2017,52(12):164-178. [27]陆蓉,何婧,崔晓蕾.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产业结构调整[J].经济研究,2017,52(11):104-118. [28]*生,李好,马伟力,林秉旋.融资融券交易的信息治理效应[J].经济研究,2017,52(11):150-164. [29]钱雪松,方胜.担保物权制度改革影响了民营企业负债融资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17,52(05):146-160. [30]王朝阳,王振霞.涨跌停、融资融券与股价波动率——基于AH股的比较研究[J].经济研究,2017,52(04):151-165. [31]范子英,彭飞.“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和分工效应:基于产业互联的视角[J].经济研究,2017,52(02):82-95. [32]马述忠,张洪胜.集群商业信用与企业出口——对中国出口扩张奇迹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17,52(01):13-27. [33]余明桂,钟慧洁,范蕊.业绩考核制度可以促进央企创新吗?[J].经济研究,2016,51(12):104-117. [34]林卉,许尤洋,刘峰.中国资本市场“框架效应”现象的实证研究——基于中组部18号文的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16,51(12):161-175. [35]刘啟仁,黄建忠.人民币汇率、依市场定价与资源配置效率[J].经济研究,2016,51(12):18-31. [36]叶青,赵良玉,刘思辰.独立董事“政商旋转门”之考察:一项基于自然实验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6,51(06):98-113. [37]范子英,彭飞,刘冲.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6,51(01):114-126. [38]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化与制造业就业变动——来自中国加入WTO的微观证据[J].经济研究,2016,51(01):69-83. [39]赵绍阳,臧文斌,尹庆双.医疗保障水平的福利效果[J].经济研究,2015,50(08):130-145. [40]*生,陈晨,林秉旋.卖空机制提高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定价效率吗?——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5,50(04):165-177. [41]李科,徐龙炳,朱伟骅.卖空限制与股票错误定价——融资融券制度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4,49(10):165-178. [42]简泽,张涛,伏玉林.进口*化、竞争与本土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一个自然实验[J].经济研究,2014,49(08):120-132. [43]范子英,李欣.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J].经济研究,2014,49(06):129-141. [44]陈刚,李树.司法独立与市场分割——以法官异地交流为实验的研究[J].经济研究,2013,48(09):30-42+70. [45]范子英,田彬彬.税收竞争、税收执法与企业避税[J].经济研究,2013,48(09):99-111. [46]简泽,干春晖,余典范.银行部门的市场化、信贷配置与工业重构[J].经济研究,2013,48(05):112-127. [47]李树,陈刚.环境管制与生产率增长——以APPCL2000的修订为例[J].经济研究,2013,48(01):17-31. [48]马双,张劼,朱喜.最低工资对中国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2,47(05):132-146. [49]白重恩,李宏彬,吴斌珍.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2,47(02):41-53. [50]叶光亮,邓国营,黎志刚.个人住房贷款行为与房贷调控的有效性分析[J].经济研究,2011,46(S1):105-115. 经济学季刊 [1]王剑程,李丁,马双.宽带建设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宽带乡村”建设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学(季刊),2020,19(01):209-232. [2]李仲飞,于守金,曹夏平.产业信贷政策对于房地产企业债务的影响——基于银行业359号“限贷”文件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9,18(04):1373-1396. [3]吕铁,王海成.放松银行准入管制与企业创新——来自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县域设立分支机构的准自然试验[J].经济学(季刊),2019,18(04):1443-1464. [4]陈晓红,朱蕾,汪阳洁.驻地效应——来自国家土地督察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9,18(01):99-122. [5]刘行,叶康涛,陆正飞.加速折旧政策与企业投资——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9,18(01):213-234. [6]毛其淋,许家云.外资进入如何影响了本土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J].经济学(季刊),2018,17(04):1453-1488. [7]王智波,韩希.废止收容遣送制度的经济影响——基于检验最优城市理论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17(03):1013-1034. [8]卢盛峰,吴一平,谢潇.历史名片的经济价值——来自中国城市更名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03):1055-1078. [9]郭峰,熊瑞祥.地方金融机构与地区经济增长——来自城商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学(季刊),2018,17(01):221-246. [10]*,李培鑫,李丽霞.*合作、市场整合与城市群经济绩效——基于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7,16(04):1563-1582. [11]边文龙,王向楠,李冉.保险费率市场化效果的解释和评估[J].经济学(季刊),2017,16(04):1477-1498. [12]刘怡,耿纯,赵仲匡.出口退税*间分担对产品出口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17,16(03):1011-1030. [13]倪骁然,朱玉杰.卖空压力影响企业的风险行为吗?——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3):1173-1198. [14]毛其淋,许家云.中间品贸易*化提高了企业加成率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7,16(02):485-524. [15]刘瑞明,赵仁杰.匿名审稿制度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学进步吗?——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7,16(01):173-204. [16]范子英,田彬彬.政企合谋与企业逃税:来自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6,15(04):1303-1328. [17]丘心颖,郑小翠,邓可斌.分析师能有效发挥专业解读信息的作用吗?——基于汉字年报复杂性指标的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6,15(04):1483-1506. [18]马榕,石晓军.中国债券信用评级结果具有甄别能力吗?——基于盈余管理敏感性的视角[J].经济学(季刊),2016,15(01):197-216. [19]李楠,林矗.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5,14(04):1325-1346. [20]管汉晖,陈博凯.货币的非国家化:汉代中国的经历(前175—前144年)[J].经济学(季刊),2015,14(04):1497-1518. [21]陈思霞,卢盛峰.分权增加了民生性财政支出吗?——来自中国“省直管县”的自然实验[J].经济学(季刊),2014,13(04):1261-1282. [22]马双,孟宪芮,甘犁.养老保险企业缴费对员工工资、就业的影响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13(03):969-1000. [23]马双,甘犁.最低工资对企业在职培训的影响分析[J].经济学(季刊),2014,13(01):1-26. [24]何浩然.公共政策的效果能否被准确预测?来自中国塑料袋使用限制政策的自然实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2,11(04):1305-1322. [25]雷晓燕.管理医疗模式的影响差异——来自加州医疗救助的经验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0,9(01):333-348. 管理世界 [1]李永友,王超.集权式财政改革能够缩小城乡差距吗?——基于“乡财县管”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0,36(04):113-130. [2]肖静华,胡杨颂,吴瑶.成长品:数据驱动的企业与用户互动创新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0,36(03):183-205. [3]贾建民,耿维,徐戈,郝辽钢,贾轼.大数据行为研究趋势:一个“时空关”的视角[J].管理世界,2020,36(02):106-116+211-212. [4]黄俊威,龚光明.融资融券制度与公司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10):64-81. [5]陈林,万攀兵,许莹盈.混合所有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与创新行为——基于自然实验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9,35(10):186-205. [6]刘冲,刘晨冉,孙腾.交通基础设施、金融约束与县域产业发展——基于“国道主干线系统”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07):78-88+203. [7]周茂,李雨浓,姚星,陆毅.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9,35(05):64-77+198-199. [8]陈胜蓝,马慧.贷款可获得性与公司商业信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8,34(11):108-120+149. [9]毛其淋,许家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18,34(05):10-27+62+179. [10]赵静,*昌,刘峰.高铁开通与股价崩盘风险[J].管理世界,2018,34(01):157-168+192. [11]钟覃琳,陆正飞.资本市场开放能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吗?——基于“沪港通”效应的实证检验[J].管理世界,2018,34(01):169-179. [12]叶菁菁,吴燕,陈方豪,王宇晴.个人所得税减免会增加劳动供给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7(12):20-32+187. [13]谢贞发,严瑾,李培.中国式“压力型”财政激励的财源增长效应——基于取消农业税改革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12):46-60+187-188. [14]刘行,赵健宇,叶康涛.企业避税、债务融资与债务融资来源——基于所得税征管*改革的断点回归分析[J].管理世界,2017(10):113-129. [15]李超,李涵.空气污染对企业库存的影响——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7(08):95-105. [16]李文贵,余明桂,钟慧洁.央企董事会试点、国有上市公司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J].管理世界,2017(08):123-135+153. [17]陈胜蓝,马慧.卖空压力与公司并购——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管理世界,2017(07):142-156. [18]申广军,邹静娴.企业规模、政企关系与实际税率——来自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7(06):23-36. [19]卢盛峰,陈思霞.*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17(05):51-65+187-188. [20]顾乃康,周艳利.卖空的事前威慑、公司治理与企业融资行为——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检验[J].管理世界,2017(02):120-134. [21]权小锋,尹洪英.中国式卖空机制与公司创新——基于融资融券分步扩容的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17(01):128-144+187-188. [22]倪骁然,朱玉杰.劳动保护、劳动密集度与企业创新——来自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6(07):154-167. [23]许伟,陈斌开.税收激励和企业投资——基于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16(05):9-17. [24]范子英,刘甲炎.为买房而储蓄——兼论房产税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J].管理世界,2015(05):18-27+187. [25]李涵,唐丽淼.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溢出效应与企业库存[J].管理世界,2015(04):126-136. [26]贾俊雪,宁静.纵向财政治理结构与地方*职能优化——基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拟自然实验分析[J].管理世界,2015(01):7-17+187. [27]余淼杰,梁中华.贸易*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4(07):22-31. [28]刘行,叶康涛.金融发展、产权与企业税负[J].管理世界,2014(03):41-52. [29]李泽广,马泽昊.契约环境、代理成本与企业投资—债务期限关系[J].管理世界,2013(08):183-185. [30]叶青,李增泉,李光青.富豪榜会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吗?——基于政治成本视角的考察[J].管理世界,2012(01):104-120. [31]郑新业,王晗,赵益卓.“省直管县”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双重差分方法[J].管理世界,2011(08):34-44+65. [32]王贤彬,聂海峰.行政区划调整与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10(04):42-53. [33]贾明,张喆.高管的政治关联影响公司慈善行为吗?[J].管理世界,2010(04):99-113+187. [34]聂辉华,方明月,李涛.增值税转型对企业行为和绩效的影响——以东北地区为例[J].管理世界,2009(05):17-24+35. [35]攀登,施东晖,宋铮.证券市场泡沫的生成机理分析——基于宝钢权证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8(04):15-23+186. 世界经济 [1]吉赟,杨青.高铁开通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世界经济,2020,43(02):147-166. [2]毛其淋,方森辉.外资进入*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J].世界经济,2020,43(01):143-169. [3]刘灿雷,王永进.出口扩张与企业间工资差距:影响与机制[J].世界经济,2019,42(12):99-120. [4]林志帆,龙晓旋.卖空威胁能否激励中国企业创新[J].世界经济,2019,42(09):126-150. [5]李嘉楠,代谦,庄嘉霖.开放、市场整合与经济空间变迁:基于近代中国开埠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9,42(09):27-51. [6]李磊,王小霞,蒋殿春,方森辉.中国最低工资上升是否导致了外资撤离[J].世界经济,2019,42(08):97-120. [7]郭俊杰,方颖,杨阳.排污费征收标准改革是否促进了中国工业二氧化硫减排[J].世界经济,2019,42(01):121-144. [8]蒋灵多,陆毅,陈勇兵.市场机制是否有利于僵尸企业处置:以外资管制放松为例[J].世界经济,2018,41(09):121-145. [9]施震凯,邵军,浦正宁.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生产率增长:来自铁路大提速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8,41(06):127-151. [10]李胜旗,毛其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就业与工资[J].世界经济,2018,41(06):28-52. [11]曾建光,步丹璐,饶品贵.无偿划转、*补贴与社会福利[J].世界经济,2017,40(07):147-168. [12]马双,邱光前.最低工资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价格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6,39(11):80-103. [13]周茂,陆毅,符大海.贸易*化与中国产业升级:事实与机制[J].世界经济,2016,39(10):78-102. [14]彭飞,范子英.税收优惠、捐赠成本与企业捐赠[J].世界经济,2016,39(07):144-167. [15]代谦,别朝霞.财政压力的经济后果:以宋朝的“靖康之变”为例[J].世界经济,2015,38(01):173-192. [16]戴觅,茅锐.外需冲击、企业出口与内销:金融危机时期的经验证据[J].世界经济,2015,38(01):81-104. [17]田巍,余淼杰.中间品贸易*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14,37(06):90-112. [18]刘甲炎,范子英.中国房产税试点的效果评估: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J].世界经济,2013,36(11):117-135. [19]王永进,盛丹.经济波动、劳动力市场摩擦与产业结构[J].世界经济,2013,36(04):22-46. [20]何浩然,陈叶烽.禀赋获得方式影响被试行为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来自自然现场实验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2,35(04):102-117. [21]周浩,郑筱婷.交通基础设施质量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铁路提速的证据[J].世界经济,2012,35(01):78-97. [22]冯皓,陆铭.通过买房而择校:教育影响房价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2010,33(12):89-104. [23]曾海舰,苏冬蔚.信贷政策与公司资本结构[J].世界经济,2010,33(08):17-42. 金融研究 [1]吕朝凤,毛霞.地方金融发展能够影响FDI的区位选择吗?——一个基于城市商业银行设立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0(03):58-76. [2]许红梅,李春涛.劳动保护、社保压力与企业违约风险——基于《社会保险法》实施的研究[J].金融研究,2020(03):115-133. [3]胡珺,黄楠,沈洪涛.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0(01):171-189. [4]诸竹君,黄先海,王煌.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基于高铁开通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11):153-169. [5]鲁元平,赵颖,石智雷.产假政策与子女长期人力资本积累[J].金融研究,2019(11):57-74. [6]刘杰,陈佳,刘力.投资者关注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证券交易所交易公开信息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11):189-206. [7]陈胜蓝,刘晓玲.中国城际高铁与商业信用供给——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9(10):117-134. [8]张*,王永进,李坤望.贸易*化对制造业企业现金储蓄的影响——预防性动机还是投资挤压?[J].金融研究,2019(09):19-38. [9]段白鸽,王永钦,夏梦嘉.金融创新如何缓解信任品市场失灵?——中国食品安全责任强制保险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09):75-93. [10]陈运森,黄健峤.股票市场开放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08):151-170. [11]钱雪松,唐英伦,方胜.担保物权制度改革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9(07):115-134. [12]卞元超,吴利华,白俊红.高铁开通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J].金融研究,2019(06):132-149. [13]杨筝,王红建,戴静,许传华.放松利率管制、利润率均等化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J].金融研究,2019(06):20-38. [14]张鹏杨,徐佳君,刘会政.产业政策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出口加工区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9(05):76-95. [15]杨青,吉赟,王亚男.高铁能提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9(03):168-188. [16]李建军,韩珣.普惠金融、收入分配和贫困减缓——推进效率和公平的政策框架选择[J].金融研究,2019(03):129-148. [17]李广众,贾凡胜.*财政激励、税收征管动机与企业盈余管理——以财政“省直管县”改革为自然实验的研究[J].金融研究,2019(02):78-97. [18]王永钦,徐鸿恂.杠杆率如何影响资产价格?——来自中国债券市场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9(02):20-39. [19]毛其淋.外资进入*化如何影响了中国本土企业创新?[J].金融研究,2019(01):72-90. [20]苏冬蔚,连莉莉.绿色信贷是否影响重污染企业的投融资行为?[J].金融研究,2018(12):123-137. [21]郑志刚,刘思敏,黄继承.我国上市公司策略性股票更名:战略转型还是高位*?[J].金融研究,2018(10):158-173. [22]陈康,刘琦.股价信息含量与投资-股价敏感性——基于融资融券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8(09):126-142. [23]朱莹,王健.市场约束能够降低地方债风险溢价吗?——来自城投债市场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06):56-72. [24]王永钦,陈映辉,熊雅文.存款保险制度如何影响公众对不同银行的信心?——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06):109-122. [25]王芳,陈硕,王瑾.农业税减免、农业发展与地方*行为——县级证据[J].金融研究,2018(04):104-120. [26]叶康涛,刘芳,李帆.股指成份股调整与股价崩盘风险:基于一项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8(03):172-189. [27]王红建,杨筝,阮刚铭,曹瑜强.放松利率管制、过度负债与债务期限结构[J].金融研究,2018(02):100-117. [28]姜军,申丹琳,江轩宇,伊志宏.债权人保护与企业创新[J].金融研究,2017(11):128-142. [29]王攀娜,罗宏.放松卖空管制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来自中国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11):191-206. [30]李春涛,刘贝贝,周鹏.卖空与信息披露:融券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09):130-145. [31]胡婷,惠凯,彭红枫.异常波动停牌对股价波动性和流动性的影响研究——来自我国取消异常波动停牌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7(09):146-160. [32]杨晓兰,金雪军.我国股票市场熔断机制的磁力效应:基于自然实验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09):161-177. [33]曹春方,陈露兰,张婷婷.“法律的名义”:司法独立性提升与公司违规[J].金融研究,2017(05):191-206. [34]杨筝,刘放,李茫茫.利率市场化、非效率投资与资本配置——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利率上下限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7(05):81-96. [35]王兵,戴敏,武文杰.环保基地政策提高了企业环境绩效吗?——来自东莞市企业微观面板数据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7(04):143-160. [36]冯根福,刘虹,冯照桢,温军.股票流动性会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吗?[J].金融研究,2017(03):192-206. [37]侯青川,靳庆鲁,刘阳.放松卖空管制与公司现金价值——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11):112-127. [38]张三峰,张伟.融资约束、金融发展与企业雇佣——来自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6(10):111-126. [39]王茂斌,孔东民.反腐败与中国公司治理优化:一个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08):159-174. [40]卢盛峰,陈思霞.政策偏袒的经济收益:来自中国工业企业出口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6(07):33-47. [41]张龙耀,杨骏,程恩江.融资杠杆监管与小额贷款公司“覆盖率-可持续性”权衡——基于分层监管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6(06):142-158. [42]陈海强,韩乾,吴锴.融资约束抑制技术效率提升吗?——基于制造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15(10):148-162. [43]*生,杜爽,林秉旋.卖空交易与股票价格稳定性——来自中国融资融券市场的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15(06):173-188. [44]汪小圈,张红,刘冲.幼年饥荒经历对个人自雇选择的影响[J].金融研究,2015(05):18-33. [45]曾建光,伍利娜,王立彦,諶家蘭.技术进步、信息透明度与开放式基金的资金流量——基于中国开放式基金强制采用XBRL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4(08):131-145. [46]马光荣,刘明,杨恩艳.银行授信、信贷紧缩与企业研发[J].金融研究,2014(07):76-93. [47]梁中华,余淼杰.人民币升值与中国出口企业盈利能力——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4(07):1-15. [48]简泽.银行债权治理、管理者偏好与国有企业的绩效[J].金融研究,2013(01):135-148. [49]余静文.信贷约束、股利分红与企业预防性储蓄动机——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2(10):97-110. 统计研究 [1]王亚飞,廖甍,王亚菲.高铁开通促进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吗?——来自长三角地区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统计研究,2020,37(05):40-53. [2]胡宗义,李毅.环境信息披露的污染减排效应评估[J].统计研究,2020,37(04):59-74. [3]严文龙,陈宋生,田至立.审计定价管制与交易剩余——2010年审计定价管制失效的自然实验[J/OL].统计研究:1-11[2020-06-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1302.C.20200325.1534.002.html. [4]王立勇,许明.中国精准扶贫政策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统计研究,2019,36(12):15-26. [5]许家云.互联网如何影响工业结构升级?——基于互联网商用的自然实验[J].统计研究,2019,36(12):55-67. [6]邹伟,梁平汉.腾飞的翅膀:机场属地化改革与企业库存[J].统计研究,2019,36(11):76-89. [7]徐超,庞保庆,张充.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J].统计研究,2019,36(06):42-53. [8]卢盛峰,陈思霞,张东杰.*推动型城市化促进了县域经济发展吗[J].统计研究,2017,34(05):59-68. [9]许坤,苏扬.逆周期资本监管、监管压力与银行信贷研究[J].统计研究,2016,33(03):97-105. 中国工业经济 [1]谭小芬,钱佳琪.资本市场压力与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卖空机制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05):156-173. [2]于新亮,上官熠文,于文广,李倩.养老保险缴费率、资本——技能互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9(12):96-114. [3]饶品贵,王得力,李晓溪.高铁开通与供应商分布决策[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137-154. [4]王雄元,卜落凡.国际出口贸易与企业创新——基于“中欧班列”开通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80-98. [5]黄溶冰,赵谦,王丽艳.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与空气污染防治:“和谐锦标赛”还是“环保资格赛”[J].中国工业经济,2019(10):23-41. [6]张国建,佟孟华,李慧,陈飞.扶贫改革试验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及政策有效性评估[J].中国工业经济,2019(08):136-154. [7]孟庆斌,李昕宇,张修平.卖空机制、资本市场压力与公司战略选择[J].中国工业经济,2019(08):155-173. [8]徐思,何晓怡,钟凯.“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融资约束[J].中国工业经济,2019(07):155-173. [9]任胜钢,郑晶晶,刘东华,陈晓红.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05):5-23. [10]宋贺,段军山.财务顾问与企业并购绩效[J].中国工业经济,2019(05):155-173. [11]史贝贝,冯晨,康蓉.环境信息披露与外商直接投资结构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9(04):98-116. [12]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9(03):43-61. [13]魏悦羚,张洪胜.进口*化会提升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吗——基于总出口核算框架的重新估计[J].中国工业经济,2019(03):24-42. [14]孙雪娇,翟淑萍,于苏.柔性税收征管能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自纳税信用评级披露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9(03):81-99. [15]吴晓晖,郭晓冬,乔政.机构投资者抱团与股价崩盘风险[J].中国工业经济,2019(02):117-135. [16]贾俊雪,李紫霄,秦聪.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基于拟自然实验的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42-60. [17]刘友金,曾小明.房产税对产业转移的影响:来自重庆和上海的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98-116. [18]蒋灵多,陆毅.市场竞争加剧是否助推国有企业加杠杆[J].中国工业经济,2018(11):155-173. [19]钱雪松,康瑾,唐英伦,曹夏平.产业政策、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规划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42-59. [20]诸竹君,黄先海,余骁.进口中间品质量、自主创新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J].中国工业经济,2018(08):116-134. [21]李蕾蕾,盛丹.地方环境立法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优化[J].中国工业经济,2018(07):136-154. [22]李贲,吴利华.开发区设立与企业成长:异质性与机制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04):79-97. [23]龙小宁,林菡馨.专利执行保险的创新激励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8(03):116-135. [24]周茂,陆毅,杜艳,姚星.开发区设立与地区制造业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8(03):62-79. [25]余静文.企业国有化中的*角色[J].中国工业经济,2018(03):155-173. [26]刘瑞明,李林,亢延锟,赵勇.景点评选、*公共服务供给与地区旅游经济发展[J].中国工业经济,2018(02):118-136. [27]王永进,冯笑.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J].中国工业经济,2018(02):24-42. [28]史贝贝,冯晨,张妍,杨菲.环境规制红利的边际递增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40-58. [29]蒋灵多,陆毅.最低工资标准能否抑制新僵尸企业的形成[J].中国工业经济,2017(11):118-136. [30]张小茜,孙璐佳.抵押品清单扩大、过度杠杆化与企业破产风险——动产抵押法律改革的“双刃剑”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7(07):175-192. [31]龙小宁,万威.环境规制、企业利润率与合规成本规模异质性[J].中国工业经济,2017(06):155-174. [32]简泽,谭利萍,吕大国,符通.市场竞争的创造性、破坏性与技术升级[J].中国工业经济,2017(05):16-34. [33]王兵,聂欣.产业集聚与环境治理:助力还是阻力——来自开发区设立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75-89. [34]林乐,郑登津.退市监管与股价崩盘风险[J].中国工业经济,2016(12):58-74. [35]何靖.延付高管薪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政策效应——基于银行盈余管理动机视角的PSM-DID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6(11):126-143. [36]龙小宁,张训常,杨进.转轨背景下官员兼职规制的经济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6(07):40-56. [37]罗知,赵奇伟,严兵.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国有企业长期投资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5(10):69-84. [38]赵晶,张书博,祝丽敏.传承人合法性对家族企业战略变革的影响[J].中国工业经济,2015(08):130-144. [39]吴海民,吴淑娟,陈辉.城市文明、交易成本与企业“第四利润源”——基于全国文明城市与民营上市公司核匹配倍差法的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15(07):114-129. [40]范子英.土地财政的根源: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冲动[J].中国工业经济,2015(06):18-31. [41]韩超,胡浩然.清洁生产标准规制如何动态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剔除其他政策干扰的准自然实验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15(05):70-82. [42]唐明哲,刘丰波,林平.价格检验在相关市场界定中的实证运用——对茅台、五粮液垄断案的再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15(04):135-148. 会计研究 [1]朱焱,王玉丹.卖空机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基于中国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9(12):58-64. [2]刘行,赵健宇.税收激励与企业创新——基于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会计研究,2019(09):43-49. [3]崔学刚,邓衢,邝文俊.卖空交易、市场行情与股价崩盘风险[J].会计研究,2019(06):43-50. [4]张金丹,路军,李连华.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信息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吗?——报表盈余和市场感知双维度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06):85-91. [5]陈运森,黄健峤,韩慧云.股票市场开放提高现金股利水平了吗?——基于“沪港通”的准自然实验[J].会计研究,2019(03):55-62. [6]钱雪松,代禹斌,陈琳琳,方胜.担保物权制度改革、融资约束与企业现金持有——基于中国《物权法》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9(01):72-78. [7]王仲兵,王攀娜.放松卖空管制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18(09):80-87. [8]郝颖,谢光华,石锐.外部监管、在职消费与企业绩效[J].会计研究,2018(08):42-48. [9]吴战篪,陈相伊,吴伟立.融资融券制度与资产增长效应[J].会计研究,2017(06):89-95+97. [10]李丹,袁淳,廖冠民.卖空机制与分析师乐观性偏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检验[J].会计研究,2016(09):25-31. [11]刘运国,刘梦宁.雾霾影响了重污染企业的盈余管理吗?——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考察[J].会计研究,2015(03):26-33+94. [12]王春飞,陆正飞.事务所“改制”、保险价值与投资者保护[J].会计研究,2014(05):81-87+95. [13]陈运森,郑登津,李路.民营企业发审委社会关系、IPO资格与上市后表现[J].会计研究,2014(02):12-19+94. [14]曾建光,伍利娜,谌家兰,王立彦.XBRL、代理成本与绩效水平——基于中国开放式基金市场的证据[J].会计研究,2013(11):88-94+96. 世界经济文汇 [1]蓝嘉俊,方颖,魏下海.性别比失衡下的婚姻匹配与劳动力市场表现——基于独生子女政策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19(04):67-84. [2]赵琳,唐珏,陈诗一.环保管理*垂直化改革的环境治理效应[J].世界经济文汇,2019(02):100-120. [3]周梦天,王之.空气质量信息公开会影响城市房价吗?——基于我国各城市公开PM2.5监测数据的自然实验[J].世界经济文汇,2018(03):20-42. [4]傅家范,刘冲.*注资、存款优势与国有银行反危机信贷投放[J].世界经济文汇,2017(05):75-90. [5]刘金山,*.对口支援政策有效吗?——来自19省市对口援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世界经济文汇,2017(04):43-61. [6]陈怡安.父母政治身份、职位背景与子女创业[J].世界经济文汇,2017(01):26-50. [7]范子英.为买房而离婚——基于住房限购政策的研究[J].世界经济文汇,2016(04):1-17.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1]王为东,王冬,卢娜.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促进低碳技术创新机制的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2):41-48. [2]胡江峰,黄庆华,潘欣欣.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企业创新质量:抑制还是促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30(02):49-59. [3]张晖,吴霜,张燕媛,虞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对受偿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以安徽省黄山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12):2848-2856. [4]刘常建,许为宾,蔡兰,张孝静.环保压力与重污染企业的银行贷款契约——基于“PM_(2.5)爆表”事件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12):121-130. [5]龚梦琪,刘海云,姜旭.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6):50-57. [6]尤济红,陈喜强.区域一体化合作是否导致污染转移——来自长三角城市群扩容的证据[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6):118-129. [7]翟华云,刘亚伟.环境司法专门化促进了企业环境治理吗?——来自专门环境法庭设置的准自然实验[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6):138-147. [8]张楠,卢洪友,黄健.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4):147-156. [9]赵领娣,徐乐.基于长三角扩容准自然实验的区域一体化水污染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03):50-61. [10]温湖炜,周凤秀.环境规制与中国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兼论对《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启示[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33(02):9-15. [11]景守武,张捷.新安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降低水污染强度了吗?[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0):152-159. [12]黄志平.碳排放权交易有利于碳减排吗?——基于双重差分法的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32(09):32-36. [13]雷平,曹黎明,赵连荣.乡土官员对区域经济与环境发展路径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4):163-176. [14]何文剑,徐静文,张红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能否起到保护森林资源的作用[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26(07):128-136. [15]何浩然,陈安来.中国限制塑料袋使用的政策效果及国际经验借鉴[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1):167-174. 中国农村经济 [1]罗斯炫,何可,张俊飚.增产加剧污染?——基于粮食主产区政策的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经济,2020(01):108-131. [2]丁从明,吴羽佳,秦姝媛,梁甄桥.社会信任与公共政策的实施效率——基于农村居民新农保参与的微观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9(05):109-123. [3]胡新艳,陈小知,米运生.农地整合确权政策对农业规模经营发展的影响评估——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8(12):83-102. [4]周振,张琛,彭超,孔祥智.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来自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16(02):68-82. 国际贸易问题 [1]曾守桢,余官胜.行政审批简化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基于核准权下放试点的准自然实验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0(04):19-34. [2]刘冲,张辉,吴群锋.进口竞争与企业产品专业化——基于中国多产品企业的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0(03):22-39. [3]高翔,袁凯华.清洁生产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微观证据与影响机制[J].国际贸易问题,2020(02):93-109. [4]吴嵩博,崔凡.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偏好——基于开发区准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0(02):157-174. [5]杨珍增,杨宏.美国“301调查”征税清单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20(01):82-93. [6]张彩云.科技标准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动态——基于清洁生产标准的一次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9(12):32-45. [7]王毅,黄先海,余骁.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J].国际贸易问题,2019(10):117-131. [8]兰健,张洪胜.集群商业信用与出口产品质量——来自中国企业层面的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9(09):12-25. [9]黄先海,王煌,陈航宇.人口集聚如何影响出口企业加成率:理论机制与经验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9(07):1-18. [10]张鹏杨,李众宜,毛海涛.产业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出口二元边际[J].国际贸易问题,2019(07):47-62. [11]孙林,胡玲菲,方巧云.中国*贸易区战略提升中国进口食品质量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9(05):54-68. [12]胡浩然.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出口企业绩效——基于出口加工区企业样本的准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8(12):27-38. [13]章韬,戚人杰.集聚-出口双促进政策的溢出效应——来自出口加工区的微观企业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7(03):26-38. [14]彭冬冬,杜运苏.中间品贸易*化、融资约束与贸易方式转型[J].国际贸易问题,2016(12):52-63. [15]杜艳,周茂,李雨浓.贸易*化能否提高中国制造业企业资源再配置效率——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倍差法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16(09):38-49. [16]项后军,何康.自贸区的影响与资本流动——以上海为例的自然实验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6(08):3-15. [17]刘啟仁,黄建忠.贸易*化、企业动态与行业生产率变化——基于我国加入WTO的自然实验[J].国际贸易问题,2016(01):27-37. [18]申萌,曾燕萍,曲如晓.环境规制与企业出口:来自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的微观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5(08):43-50. 南开管理评论 [1]田利辉,王可第.腐败惩治的正外部性和企业创新行为[J].南开管理评论,2020,23(02):121-131+154. [2]胡宁,王雪方,孙莲珂,靳庆鲁.房产限购政策有助于实体企业“脱虚返实”吗——基于双重差分研究设计[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04):20-31. [3]马惠娴,佟爱琴.卖空机制对高管薪酬契约的治理效应——来自融资融券制度的准自然实验[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02):61-74. [4]何威风,陈莉萍,刘巍.业绩考核制度会影响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9,22(01):17-30. [5]田轩,孟清扬.股权激励计划能促进企业创新吗[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3):176-190. [6]陈怡欣,张俊瑞,汪方军.卖空机制对上市公司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融资融券制度的自然实验[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2):62-74. [7]黄俊,黄超,位豪强,王敏.卖空机制提高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吗——基于融资融券制度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2):135-148. [8]孙光国,孙瑞琦.控股股东委派执行董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J].南开管理评论,2018,21(01):88-98+108. [9]沈洪涛,周艳坤.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境绩效:来自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6):73-82. [10]李茫茫,黎文靖.审计具有保险功能吗——基于*官员变更的自然实验[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4):93-104. [11]陈运森,郑登津.董事网络关系、信息桥与投资趋同[J].南开管理评论,2017,20(03):159-171. [12]贾凡胜,吴昱,廉柯赟.股利税差别化、现金分红与代理问题——基于财税[2012]85号文件的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6,19(01):142-154. [13]徐莉萍,辛宇.媒体治理与中小投资者保护[J].南开管理评论,2011,14(06):36-47+94. 管理科学学报 [1]李沁洋,许年行.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与股价崩盘风险——来自沪港通的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19,22(08):108-126. [2]张岩,吴芳,吴晓晖.IPO募资双重管制与资源配置——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18,21(11):76-91. [3]刘志红,王艺明.“省直管县”改革能否提升县级财力水平?[J].管理科学学报,2018,21(10):1-13. [4]陈胜蓝,卢锐.卖空压力与控股股东私利侵占——来自卖空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18,21(04):67-85. [5]金宇超,靳庆鲁,严青蕾.合谋与胁迫:作为经济主体的媒体行为——基于新闻敲诈曝光的事件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18,21(03):1-22. [6]才静涵,夏乐.卖空制度、流动性与信息不对称问题研究——香港市场的个案[J].管理科学学报,2011,14(02):71-85. [7]王志强,吴世农.我国股票市场透明度变革效应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8,11(05):110-119. 社会学研究 [1]哈巍,赵颖.教学相“涨”:高校学生成绩和评教分数双重膨胀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9,34(01):84-105+243-244. [2]程诚.同伴社会资本与学业成就——基于随机分配自然实验的案例分析[J].社会学研究,2017,32(06):141-164+245. 中国的准自然实验真多!
-
赵福全预测疫情对中国汽车工业未来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