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说明：荷兰的环城地区

        课题组的年轻人最近在研究北京边缘地区的乡村如何发展产业，为此研究了荷兰兰斯德塔(Randstad)的乡村绿心区域，写了一篇文章。读了之后，感觉有些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研习一下，所以利用了几天时间，又做了些文献阅读和研究工作，摘录于此，为探讨之用。

1. 兰斯德塔城市带

        荷兰西部的兰斯德塔地区是一片并没有明确法定边界的概念性区域，类似于我们说的“长三角”、“环渤海”城市圈之类，Randstad这个词在荷兰语中的意思是环形城市，即ring city或者叫rim city。属于“多核”城市(polycentric city)群的范畴。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荷兰皇家航空公司（KLM）的创建者Albert Plesman提出来的，他年轻时做飞行员，经常飞跃这一地区，在空中发现了这片地区独特的城乡空间结构：一系列城市和集镇的建成区在空间形成了一个环，中间包围着一大片绿色的乡村农业区域。英国规划师Gerald Burke后来给了这片绿色地区起了个名字，叫“绿心”(Greenheart)。

        这一圈环状（也有说是马蹄形状的-因为在东南边有一处开口）城市带集中了荷兰四个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和乌德勒支，八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以及147个小型集镇。整个区域面积根据不同人的理解介于6000到8000平方公里之间（相当于北京市行政区域面积的一半或更小），其中被围合的农业区域的面积大约180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地区的面积不到荷兰全部领土的1/5，但是常住人口达到820多万（2018年统计数据），基本上占到荷兰全国人口的一半，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00人，在西欧算是人口比较密集的城市化区域。作为比较，2018年北京市全域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00人，比兰斯德塔还低一点。兰斯德塔地区的822万人口中，住在城市区域的有约660万人，住在乡村和小集镇的约162万人，如此算下来，它的城镇化率大概是80.3%，和欧洲其他后工业化国家相仿，比北京略高。根据近期统计公报所发布的数据，北京市2018年常住人口为2154万人，其中住在村庄形态地区的人口为486万人，城镇化率为77.45%，远高于全国平均值，比兰斯德塔地区低3个百分点。

        兰斯德塔是荷兰乃至西欧经济活力最发达的地区，2019年其国民生产总值GNP达3970亿欧元（相当于3.16万亿人民币）[1]，超过荷兰全国GNP的一半，人均GNP约为4.9万欧元（39万元人民币）。如果还是和北京做比较，北京市2019年的GNP为3.53万亿元人民币，比兰斯德塔略高，人均GNP为16.4万元，相当于兰斯德塔地区的42%，从这个数据来看，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和兰斯德塔地区差距并不算太大，尤其是后者近年来每年的GNP增长率只有1%多一点，而北京则超过6%[2]。再加上城镇化水平也相近，所以两者还是有一定的可比性。

兰斯德塔的城乡空间结构和绿心示意（图片来源：The Green Heart Region up to 2050)

2. 两种城乡空间结构

        不过，北京的城乡空间结构和兰斯德塔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从城-乡空间结构上说，似乎在实践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建设模式，一种是以英国大伦敦地区为代表，表现为一座超大型的、功能集聚的城市被一圈乡村绿带(Greenbelt)所环绕。另一种就是兰斯德塔模式，与伦敦正好相反，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而是城市包围乡村。

        伦敦绿带是当年阿布克隆比大伦敦规划的重要遗产，被20世纪后半叶全球很多城市规划所借鉴，北京外围的绿色隔离地区和此也颇有渊源。绿带有助于约束城市的无序扩张，促进中心城区的城市更新，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城市的生态环境和气候，给英格兰这个有着热爱乡村文化传统的国民接触乡村游憩资源的便利。英格兰的城市不止伦敦有绿带，很多城市如伯明翰、剑桥等都有，绿带规划策略的地位迄今仍然获得学术界主流的认同。不过，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有不少英国学者就认为绿带系统固然阻止了城市扩张，但它也使得绿带以内的城市建设用地资源越来越稀缺，地价不断走高，城市空间逐步被高端地产和商务地产所占据。使可供平民购买的affordable housing（平价住宅） 难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导致大量的中产阶级家庭只能在伦敦外围，甚至是绿带之外的乡村地区寻找住所。

        这里面还有两个因素加速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一是伦敦市府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权益，维持了大量的社会保障住房(social housing)，社会保障住房占伦敦全部住房存量的25%左右，第二个是得益于英国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大量的外国富豪在伦敦炒房，把房价越炒越高，导致的结果是富豪和草根从两端把中产收入家庭向外挤，目标为中产收入家庭的房产开发项目也是如水滴溅出来的点一样散落在绿带里或更外围的区域（被称为leapfrog development)。这些家庭每天需要依赖中长途通勤往返职住地。加拿大社会学家Craig Taylor最近的新书《伦敦人：大城市的日与夜》里就记录了这样一位通勤者，住在离伦敦12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里，每天乘坐郊区火车去伦敦上班，单程时间为1个半小时，每年要花4660英镑（约4.5万元人民币）购买火车年票[3]。无疑，大量的日常通勤需求增加了对交通能源和运力的消耗，也占用了相当的时间成本并使生活变得艰辛。这一点十几万在京上班的燕郊和北三县居民大概感同身受。

        和伦敦模式相比，兰斯德塔模式对乡村绿地的使用似乎更为高效，包裹住伦敦的绿带有5000平方公里之巨，而兰斯德塔的绿心只有1800平方公里，但却能让周边的城市居民便利地享受到乡村的魅力。荷兰的规划法规对绿心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这点和伦敦对待它的绿带并无二致，不过不同的是兰斯德塔环形城市仍然被允许非常有限的扩张，而且扩建的区域是紧邻现有建成区的，这样新建区域的居民可以更加方便地使用旧城的各种设施，交通通勤和市政管线也不会太远。当然，如此一来，绿心不可避免地会被逐步蚕食，越来越小。从1960年代到现在，绿心的面积确实一直在萎缩，只不过速度没有那么快罢了。1960年代的绿心90%是农业用地和自然保护区域，2020年这一比例降到了74%，60年间建设了300平方公里的面积。

        每年建设5平方公里，这个扩张速度其实是相当克制了，北京市在前一阶段的快速扩张时期，如2000-2010年的十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每年是以100多平方公里的速度增长的[4]，所以如果兰斯德塔地区的人也如我们当年那般热衷于基建，他们把那1800平方公里填满其实也用不了几年。不过好在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里面有多种原因，首先兰斯德塔地区的人口扩张速度没有那么快，1990年兰斯德地区的人口大约为450万人，30年后的今天是820万，增加了370万人，年均增加12万人。而北京市在1990年的常住人口是1086万人，今天是2154万人，增加了1068万人，年均增长36万人，是兰德斯塔地区的三倍。而他们那12万人还分布在地区几十个大小城镇中，每个城镇的增长是相当有限的，既提供了一种良性的发展动力，又不会造成太大的资源紧张和冲击。

        其次，从国土空间规划上，荷兰从1960年代就开始推广一种所谓“集中式分散”布局模式，尤其是在乡村地区，既避免过于集中，形成一座规模性城市，又避免集镇和村庄到处开花，形成一种多点蔓延的格局，使乡村景观和生态斑块过于碎片化（我国华北、华东地区的村庄就有过密化的现象，密度就很大，每百平方公里约为80-120个）。而集中式分散很好地平衡了集中和分散的关系，把小村庄适度集并成数量有限的小集镇，既保留了乡村景观和文化传统，又保证了一定的社区人口规模和服务设施运转效率。这一规划策略至今仍然具有影响，我们看兰斯德塔地区的卫星图片就可以发现，它的城市和乡村边界切换得非常利落，城市边缘带（Urban-Rural Fringe)很薄。据Kersten Nabielek等人的研究，荷兰城市的URF好似一个薄壳，大多只有1-2公里，而不像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城市，半城半乡的区域可以绵延50多公里厚[5]。这种模式有助于使绿心在有限的城市扩张模式下仍保持了乡村的特征。事实上，我国乡村前几年搞过一阵子土地整理、迁村并点，把村庄适度向镇区集中，也是这种规划思路，只不过实施起来比较困难，所以后来被喊停了。

荷兰乡村的“集中式分散”国土空间规划策略（图片来源：Yvonne van Remmen et al., Past and future of Dutch urbanization policies 44th ISOCARP Congress 2008)

        第三点，兰斯德塔地区的城市之间距离很近，相距最远的阿姆斯特丹距离鹿特丹也只有75公里，是北京到天津距离的一半。但是荷兰人并没有特意推动城市和城市之间，以及城市和绿心中的集镇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点和我国很多规划师的思路有所不同，国内的规划汇报最常听到的词就是“几轴几带”，把一些发展愿景相仿的地区用抽象的轴和带串起来，强化它们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强化可能意味着鼓励这些地区在空间上出现相互融合、连片发展的态势。而荷兰人似乎更希望他们的城市按照自身的模式独立发展。当然，这一传统与其历史有关，现代荷兰诞生于16世纪末的“尼德兰革命”，在与西班牙帝国的斗争中，荷兰各城邦提出的“联省共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直到今天，荷兰人一直非常注重各城市之间资源和机会的平衡，避免出现一个功能过于集聚的超大型城市居于支配地位，它最大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算上周边的大区，人口也只有200多万。

        兰斯德塔地区城市的功能具有明显的差异和分工，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王国礼仪上的首都，金融、文化、旅游、零售业的中心；海牙是实质的行政管理中心，拥有**的各职能部门、议会、最高法院和各国使领馆；鹿特丹是港口运输、批发商务和重工业的中心；乌德勒支和代尔夫特都是大学城，一直在加强高等教育、信息通讯、生物制药、创意产业等知识经济的比重。而一些中小城市、集镇也都发展出了各自的业态特色，有的专注于轻工业制造，有的生产传统奶酪制品，有的发展农业栽培技术，不一而足。其实这种错位发展，也是一种联动，但是是在竞合关系层面的，而非物质空间层面的。所以兰斯德塔地区的域内各城市间的日常通勤并不比和域外地区更频繁，住在阿姆斯特丹而每天去鹿特丹上班这样的情况非常罕见。另一方面，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基尼系数上来看，兰斯德塔各城市之间的生活指数非常接近，物价也差不多，所以，工作机会的均衡分布，生活质量的均衡发展，是兰斯德塔各城市均衡有限扩张的第三个原因。

3. 哪些地方可以借鉴

        从城乡空间结构、城市的规模尺度和功能集聚度等方面来看，北京目前的情况更接近伦敦模式，而长三角的苏锡常都市圈看上去更像兰斯德塔的多核结构。不过，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着变化，北京通州城市副中心的建设，使北京成为一座双核心城市，而距离北京160公里的保定市，人口规模也达到了1000多万，与京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三角形，是一座低调的超大型城市，特别是其境内正在建设的雄安*新区，将使得这一城市群在功能分工和协调发展上更具有多核城市群的特征，而这个巨形三角形的中心，也有一片广阔的乡村空间，面积远超兰斯德塔的绿心。与之配套的，是能与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和鹿特丹港相媲美的大兴国际机场和天津港，以及高速公路和铁路网络。

        不过，兰斯德塔地区的现代化、城市化、国土空间规划实践等毕竟要比京津冀城市群早了几十年，他们的今天可能就是我们的明天，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京边缘地区的乡村能够从兰斯德塔的绿心地区学到什么呢？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

1）重视现代高科技农业的发展

        首先，我们看一下兰斯德塔地区的经济结构演变，这个地区在1950年的时候，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7%，第二产业占42%，第三产业占41%，到了1980年代，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到了10%，而2006年的统计，农业劳动力人口占比已经降到了3%，工业占13%，服务业占84%[7]。农业就业岗位的不断减少，是后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必然趋势， 尽管，3%的比例在欧洲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英国是2%，德国只有1.2%。这和荷兰重视发展现代农业种植业及园艺栽培技术是分不开的。

        荷兰国土狭小，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的紧张程度比我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根据2016年的数据，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而荷兰为0.06公顷，比我们还要少三分之一，其总量更是只有中国的7.8%。但是令世界震撼的是，荷兰是农业产品出口大国，其农业出口额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2019年农业出口额为945亿欧元（7510亿人民币，同年我国农业出口额约为5600亿人民币）。荷兰是全球最大的土豆、洋葱和鲜花制品出口国，全球第二大的蔬菜和种籽出口国。荷兰每年出口的青椒、番茄和黄瓜占全球同类产品贸易量的1/3，苹果占1/5，鲜花制品占2/3以上。 

        兰斯德塔地区的农业生产又是荷兰的重中之重，这一地区的耕地量占全国的21%，但是出产量占33%，它是怎么做到利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如此量大的农产品的呢？主要靠的是先进的现代农业种植技术，荷兰人称之为“精准栽培”(precision farming)。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17年做过一个报道，荷兰人利用占地巨大，能够精确控制室内环境气候的温室立体种植有机蔬菜和养殖牲畜，对土壤的温度、湿度、营养物质含量也进行实时监控、精准干预，在夜间，这些温室还开启太阳能LED灯提供人工光照，加快农作物生长速度，还能控制菜蔬的口感。禽类、生猪等养殖温室也实现了自动化喂养并为动物创造极为舒适的生活环境。

        在室外农田，自动化无人驾驶机械被和无人机（用于监控土壤质量和水份）被广泛使用，使各种作物的亩产几乎达到了极限。例如土豆的生产，全球平均的产量为每英亩9吨，而在荷兰可以超过20吨[8]。（我国的情况，全国马铃薯的平均产量为每亩1吨多，和每英亩9吨的指标接近，不过有报道说山东青岛平度的一个种植大户也是利用温室技术，种出了每亩9.5吨的世界纪录，相当于每英亩50多吨，可见现代农业栽培技术对提升农业产量很有效果。）荷兰的瓦赫宁恩大学(WUR)是全球最知名的农业技术和生命科学科研机构，它所在的地区被称为“食品谷”(food valley)(类似于加州的硅谷、武汉的光谷称号）。从2009年开始，荷兰的农业生产基本摆脱了化学杀虫剂和抗菌素，实现了健康作物栽培。借助于兰斯德塔港口和机场的海、空运力，其农产品生鲜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送达欧洲大部分地区，甚至北非和以色列等地。

        荷兰发展的高科技农业，北京的边缘乡村是可以借鉴的，2020新冠疫情之后，粮食安全问题凸显，特别是北京新发地等地区的疫情二次反弹，说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维持日常生鲜食品的供应非常重要，可以避免社会恐慌，提升民众安全感。北京周边的乡村对解决一定比例的食品自供意义重大。现在有个观点是大城市的乡村应该发展特色农业、体验型采摘、农业旅游等等才有出路，其实农业旅游中旅游是重点，农业只是噱头，对解决“菜篮子”问题没有多大帮助，真正的农业升级，我们的乡村是非常需要的。

2）多元化的工作职位向乡村疏解

        不过，从兰斯德塔的经验也应该看到，现代农业在向科技密集型转化，将不再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所以乡村的剩余劳动力还需要分流出来，这样精简之后的农业从业人员才能够提升收入。此外，兰斯德塔的农业已经做得如此先进，它对本地区每年GDP的贡献是多少呢？只有5%[7]，所以仅仅靠提升农业来拉动乡村经济，也是有限的，乡村仍然需要多元化的就业机会。

        兰斯德塔地区十大经济行业包括：金融和经济服务、非营利服务（如*）、贸易和物流、旅游、农业和园艺、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化学工业、水利行业、生命科学。其中金融和经济服务业雇佣了最多的劳动者（占全部劳动力的1/4左右），化学工业和生命科学是人均创造价值最高的行业。根据荷兰统计局的一项统计，荷兰23%的工作岗位位于乡村地区[9]，其中只有3%是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说明还有大量其它类型的工作岗位有机分布于乡村和小集镇地区的，比如沿着高速公里出入口和铁路站点布置的产业园区、办公地产等，在保证通达性的基础上有助于将人口和职位从城市中疏解出来。现在我们不少乡村在研究点状供地问题，可以借鉴。

3）吸引一部分高端人口前往乡村地区定居

        最后兰斯德塔地区的乡村还有一个特点，即相当比例（超过40%）的劳动者都是高技术的工人，所谓skilled worker，劳动力人口中超过1/3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这个数值比我国高很多，也高于其它经合组织国家（平均24%），所以，乡村产业的可持续化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人。荷兰人的每日平均通勤距离为男子30公里，女子16公里，通勤时间为男子40分钟，女子28分钟，通勤时间和距离低于伦敦这种大量靠火车通勤的城市，但高于国内城市，特别是通勤距离高于北京，通勤时间低于北京，说明荷兰有相当比例的人是住在乡村和小集镇，而每天去城市工作的，只是由于有高效的交通系统，才导致通勤时间没有那么长[6]。所以，吸引一部分高素质的人口来乡村生活，也是荷兰的一大特色。

4）将村庄适度向小集镇集中

        这一点上文有所论述，但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拆迁和安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结语

        北京和兰斯德塔的社会发展指数和经济发展水平相仿，北京也是全国高学历拥有者比例最高的地区，北京乡村地区的90后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和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小，所以北京地区借鉴荷兰乡村产业的发展，建设现代化的*新农村是有优势的。在北京面临城乡发展转型的今天，对荷兰环形城市的研究，还可以持续地深入进行下去，以对其获得更加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简要格式）

[1] Randstad Monitor 2019

[2] 北京市数据详见：北京市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网）

[3] 克莱格.泰勒（著）华苑（译). 伦敦人：大城市的日与夜.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9， 191-194 

[4] 谢高地等. 北京城市扩张的资源环境效应. 资源科学，2015

[5] Nabielek, K. et al. The rural-urban fringe in the Netherlands: recent develop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 SPOOL, 1(1), 2013

[6] Statistics Holland. Transport and Mobility 2016. 

[7] OECD Territorial Review: Randstad, Holland, The Netherlands, 2006. 

[8] Frank Viviano. This tiny country feeds the world.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 September 2017.

[9]荷兰环境评估署. 荷兰城市：城市与城镇地区的实况与数据，2016